1919年朱啟鈐〔1〕受北方政府總統徐世昌的委託，赴上海出席南北議和會議。當他路過南京時，在江南圖書館發現了手抄本的《營造法式》一書。兩次刊行後，他產生了深入研究中國營造學的興趣。於是他自籌資金發起“營造學社”。這是中國最早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學術團體。

　　初邀入社的，大都是些國學家。

　　我國歷代學者對文化的傳統觀念，局限于文人學士的詩、文、書、畫，而建築被視為“匠作之事”。特別是明清以来，學者們的學術研究，也就是到浩瀚的古籍中去考證，這也是營造學社初成立時所走的研究道路。

　　然而朱啟鈐則認為除此之外還應做到：“訪問大木匠師、各作名工、工部老吏及樣房算房專家。明清大工，畫圖估算，出於樣房算房。本為世家之工，號稱專家，至今猶有存者。其餘北京四大廠商，所蓄匠師，系出冀州。諸作皆備。術語名詞，實物構造，非親與其人講習，不能剖析。製作模型，燙樣傅彩，亦有專長。至廠商老吏經驗宏富者，工料事例，可備諮詢。”於是，他請了老木匠楊文起和老畫匠祖鶴洲為學社製作斗栱模型和彩畫樣片。朱啟鈐雖然曾為北洋政府的上層人物，但他肯于和普通工匠交往並發揮他們的作用，這正是他的難能可貴之處。

　　朱啟鈐雖然大半輩子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中，但他對建築的認識卻與近代的觀點十分接近，這是他的可貴之處。近代學者普遍認識到“建築是民族文化的結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徴”，但在封建社會把建築只看做“匠作之事”，根本提不到文化的範疇中來。然而，朱啟鈐卻已經認識到“吾民族之文化進展，其一部分寄之於建築，建築於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築，而後有社會組織，而後有聲名文物。其相輔以彰者，在可以覘其時代，由此而文化進展之痕跡顯焉。總之研求營造學，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實質之營造不可。啟鈐十年来粗知注意者，如此而己”。

　　同時，朱啟鈐很早就注意到近代學者感興趣的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他說：“蓋自太古以来，早吸收外來民族之文化結晶直至近代而未幾也，凡建築本身及其富麗之物，殆無一處不足見多數殊源之風格。混融變幻以構成之也。遠古不敢遽談，試觀漢以後之來自匈奴西域者；魏晉以後之來自佛教者；唐以後之來自波斯大食者；元明以後之來自南洋者；明以後來自遠西者。其風範格律，顯然可尋者，因不俟吾人之贊詞。”朱敔鈴在說明為何定名為“營造學社”時又進一步闡明了他的建築觀，他說：“本社命名之初，本擬為中國建築學社。顧以建築本身，雖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專限於建築本身，則其于全部文化之關係仍不能彰顯，故打破此範圍而名以營造學社。則凡屬實質的藝術，無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繪、雕塑、染織、髹漆、鑄冶、搏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極之，凡信仰傳說儀文樂歌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於民俗學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旁搜遠紹者。”

　　20世紀60年代初，梁思成在《拙匠隨筆》（一）中曾為建築作了這樣一個公式：“建築C（社會科學U技術科學U美術）”即建築學是包含了社會科學與技術科學及美術的一門多種學科互相交叉、滲透的學科。在20世紀60年代時還沒有交叉學科和多學科滲透等這些名詞，但其本質，在梁思成的思想中是明確的。在20世紀30年代初，人們對建築的觀念還停留在磚、瓦、灰、沙、石的階段，鋼筋混凝土結構剛剛引進來不久。建築還沒有發展成一門複雜的技術科學。朱敔鈐自然也不可能預見到這一點，但對建築與社會科學及美術的互相交叉與滲透的關系，在他的建築觀中已基本形成。由此可見，朱敔鈐之所以創辦營造學社，並非像其他失意政客的沽名釣譽之舉，而是由於他本人多年來對中國建築的悉心研究與志趣。

　　1929年，朱敔鈐為籌措學社的研究經費，向支配美國退還庚款的“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申請補助。“中基會”董事之一的周飴春是學社的社員，也是思成初人清華學校時的校長（他曾是朱敔鈐的幕僚）。他認為學社缺少現代建築學科的專門人才，他從梁啟超那裏知道梁思成對研究古建築有興趣，因此專程跑到瀋陽來找他，勸梁思成加入營造學社。開始梁思成十分鑄躇，因為東北大學建築系剛剛辦起來，他一時捨不得離開。另一方面，由於朱敔鈐曾為袁世凱稱帝籌備大典，這事使他很彆扭，但終於被周飴春說服，答應他考慮這件事。

　　當時梁再冰出生不久，林徽因由於工作勞累，結核病又復發了，只好回北平養病。看來她的身體不能適應東北寒冷的氣候，也使梁思成不得不考慮回北平工作。但最後迫使他下決心離開東北大學，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東北時局的不穩定，日本侵略軍已劍拔弩張，東北大學的前途岌岌可危；另一個近因是東北大學幾位院長之間派系鬥爭激烈，鬧得不可開交，校長張學良竟揚言要槍斃他們，梁思成雖沒有參與其間，但對張學良的這種作風極其氣憤，於是決定離開東北大學。1931年9月梁思成到營造學社工作。於是在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平東城北總布胡同三號安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家。

　　朱敔鈐為了區別於他個人出資辦的營造學社，故在接受庚款補助後，將學社改名“中國營造學社”,1930年學社正式成立。社長由朱敔鈐自任，社員最初僅三十人，至1937年發展到八十餘人。社員只是一種榮譽，並不擔任研究工作。研究工作由職員承擔，職員約二十人，職員領取工資，但並非都是社員。社員的情況比較複雜，主要由以下幾種人組成：

　　（一）財界和政界人士：他們直接從經費上或行政上支持學社的工作。如負責中美、中英庚款的官員有周飴春、任鴻雋、徐新六、朱家驊、杭立武、葉恭綽、李書華；財界人士有錢新之、周作民、胡筆江、任鳳苞、葉揆初、吳延清。

　　（二）學術文化界人士：作為一個學術團體要想取得社會的承認，必須有一定的學術水準。但學社初創，尚未出成果。為了提高學社的知名度就只有邀請當時已享有盛名的學者和文化界人士入社，以提高學社的聲望。他們是漢學家胡玉縉、美術史家葉瀚、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以及馬衡、吳其昌、金開潘、袁同禮、馬世傑、孫壯、裘善元、葉公超……

　　（三）建築界人士：鮑鼎、莊俊、華南圭、關頌聲、楊廷寶、趙深、陳植、彭濟群、汪申、徐隨、夏昌世、林志可、盧樹森、關祖章。可以說當時著名的建築師均加入了學社，可見建築界對學社的支持。

　　（四）老交通系成員及社會名流：這些人大都與朱敔鈐有多年的交往，本人亦有一定的財力，支援學社的工作，並為之解囊相助。其中陶湘、郭葆昌是校訂出版《李明仲營造法式》的主要人士。

　　（五）營造廠商：陸根泉、錢馨如、趙雪訪、馬輝堂、宋華卿，其中馬輝堂和他的徒弟宋華卿是前清木廠主，專事承包皇家工程，精通清式做法。趙雪訪是琉璃廠廠主，馬、宋、趙三人是以古建專家的身份被邀請入社的。

　　（六）外籍學者：美籍有瞿孟生、溫德、費慰梅，德籍有艾克、鮑希曼，日籍有松崎、橋川、荒木。

　　有人不太理解，認為一個學術團體為何要拉這麼多官僚、資本家來入社，與研究工作毫無關係。筆者認為，朱敔鈐在吸收社員時是很有一番考慮的。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財政困難，不可能對學社這樣的學術團體提供經費。因此只有從能為科教事業提供經費的庚款，或從某些大銀行取得贊助，因此必須取得庚款基金會董事們，教育部的官員們，各大銀行的董事、董事長、總裁們的理解和認可，這就是為什麼在社員中出現這麼多官員、資本家的原因。除了以上財政界的人士外，如果學社沒有知名度較高的研究人員入社，只靠梁思成、劉敦楨〔2〕這 兩個尚未露頭角的年輕人，則經費的審批亦恐難以通過。因此，朱敔鈴積極請了不少史學家、考古學家、美學家等知名學者入社，以壯聲勢。再有當時社會治安很差，外出調研時工作人員的安全有賴於當地政府的保護。所以每次外出調研， 社長朱敔鈴均事先通過社員中有關的黨政頭面人物，向當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 處各縣縣長、教育局長均親自接待，並派嚮導，必要時還派保安人員護送。綜上觀之，可見朱敔鈴對社員的組成，絕非出自私交，而是從開展學社的事業著眼， 是十分明智的。學社之所以取得這樣輝煌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全體社員 的支持。這裏還要特別提到外籍社員的加入和作用。朱敔鈐認為“東西文化交互往來，有息息相通之意，一人之知識有限，未啟苟奧實多，非合中外人士之有志 者共同研究”。因此，他歡迎外籍人士入社，並在彙刊上介紹國外對中國建築研究的動態。外籍學者中如鮑希曼、艾克與學社均有一些學術上的交往，二人均著有多篇有關中國建築的論文。艾克還收集了不少閩南地區古建築的資料送給學社。美籍社員費慰梅通過多年對山東武梁祠畫像石的研究，也做出不小的貢獻。

　　在學社成立伊始，學社成員與日本學術界的交往最為頻繁。但自“九一八” 事變以後，梁思成、劉敦楨等人堅決反對與日本侵略者有任何形式的來往，於是 斷絕了與日本學術團體的聯繫。三位日籍社員也先後離開了學社。

　　學社的研究工作分文獻和實物調查兩方面進行。在組織機構上分“文獻”和 “法式”兩組，法式組主任為梁思成，文獻組主任為劉敦禎。劉敦禎比梁思成年長四歲，1922年畢業于日本東京高工建築系，到學社任職前在南京中央大學建 築系任教。

　　學社早期的工作注重於文獻方面。中國幾千年文化留傳下來的有關建築技術方面的書籍，僅有兩部：一部是宋代的《營造法式》（《營造法式》是北宋官訂的建築設計、施工的專書，它的性質略似於今天的設計手冊和建築規範，它是中國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築技術專書，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一部不可少的參考書）。另一部是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清代官訂的一本關於建集方面的專業用書），都是當年負責修建的官員撰寫的。因為這兩部書的內容既專又偏，一般人看不懂。匠人們因不識字，也不用書。有關的術語名詞也因世代口授相傳而演變，致使書中的術語名詞日久失用，構造做法就更加難解了，於是這兩部巨著成了今日之謎。

　　梁思成認為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更接近現代，應當先從《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入手，他還認為研究建築史，應首先對古建築進行實地調查測繪。於是他以故宮為教材，拜老木匠為師，開始了艱難的跋涉。

第一本闡述中國古建築做法的現代讀物

　　清代有關建築工程方面的書籍除了官訂的《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外，還有許許多多流傳於民間的則例抄本。這些抄本的來源有很多渠道，大體上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匠人自己總結出來的做法，也是各作師徒薪火相傳的課本，其中除正文外還有口訣，或簡演算法等不一；二是從樣房算房流傳出來的做法秘本；三是工部書吏從檔房中私下抄錄、夾帶出來的《內工則例》。其內容有大木作、小木作、石作、瓦作、塔材作、土作、油作、畫作、被作、內裏裝修作、漆作、佛作、陳設作以及木料價格、雜項價目、材料重量、人工估算等。

　　這些民間的“則例”可謂不成文法，略似近代的“工程定額”、“預算表”、“材料做法表”等。而從工部抄錄的《內工則例》，有些是對《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補充，有的乾脆就是某些具體工程的“工程檔案”。如“圓明園大木作製造之定例”，可說是一種單行則例，隨時、隨事、隨地而編定。自民國以後這些抄本逐漸流散，更有不少流失到國外。因為當時這些抄本的價值尚未被人認識，經營古籍者亦未把它列入業務範圍之內，因此只是偶爾能在出售破舊物品的地攤或舊書攤上見到，或由私人收藏輾轉借閱。朱啟鈐經過長期的收集，積累了約幾十本，除去內容重複者外約有數十種。由於這些則例中估算的比例分量較重，朱啟鈐遂將這些抄本小冊統一定名為《營造算例》。梁思成初到學社，就是從學習整理這些算例和學習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入手，由此開始了對清式建築的研究。

　　梁思成在研究《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時遇到各種術語，常常求教于老工匠。像“螞蚱頭”、“三福雲”等，就是老師傅對照著實物指給他看，他才明白的。

　　《營造算例》經梁整理後於1931年在《營造學社彙刊》二卷一、二、三期陸續發表，內容有：

　　　　緣起　　　　　　　　　　　朱敔鈐
　　　　應殿歇山斗科大木大式做法　梁思成整理
　　　　大木小式做法　　　　　　　梁思成整理
　　　　大木雜式做法　　　　　　　梁思成整理

　　　　土作做法，發券做法　　　　梁思成整理
　　　　瓦作做法，大式瓦作做法　　梁思成整理
　　　　石作做法，石作分法　　　　梁思成整理
　　　　橋座分法　　　　　　　　　梁思成整理
　　　　琉璃瓦料做法　　　　　　　梁思成整理

　　朱啟鈐在“營造算例印行緣起”中，對這些抄本的價值及形成，有一段頗有見地的論述，將原文抄錄如下：

　　“此種手抄小冊，乃真有工程做法之價值。彼工部官書，注重則例，於做法二字似有名不副實之嫌。意當日此種做法，原于事例成案相輔而行。迨編定‘則例’時，秉筆司員，病術語之艱深，比例之繁複，若以長史所不習知之文字，貿然進禦，倘遭詔問，瞠然不知所對。不如僅就淺顯易解者，縞成則例，奏准頒行。而真正做法，遂被刪汰矣。試觀大清會典所收工程做法部分，即系將原書數目字，一概改為若干，而卷性大減，止數十頁，固是著書有體，繁簡異宜。而無形之中，士大夫之工程知識，日就泅塞。一切實權漸淪于算房樣房之手，部曹旅進旅退，漫不經心者，因不足道，即使良有司志在鉤考，而官書如此，書史又隱相欺護，求如明賀仲軾之手抄部案，成兩宮鼎建記，亦不可得。蓋學者但知形下與形上分塗，一切錢物，鄙為不屑。遷流所極，乃至營建結構之原則，算經致用之法程，竟亦熟視無睹。委諸賤隸，殊可慨也。自此種抄本小冊之發見，始憬然工部官書標題之中做法二字，近于衍文。彼李明仲營造法式，亦合諸種原稿而成，故於看詳總釋制度功限，各自為類，而以法式命名。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當日如有此類算例在內，價值更當增重也。譬諸法家者流，以律為經，以例為緯，此種小冊，純系演算法，間標定義，顛撲不破。乃是料估專門匠家之根本大法，迥非當年頒佈今日通行之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內庭工程做法則例等書，僅供事後銷算錢糧之用，所可同年而語。至於因地因時，記載成案，以備援用之各種單行章程，如所謂內工現行則例，或某地某事現行則例等者，尤其末焉者矣。彼此相衡，較量輕重，主體客觀，不容倒置，抱殘守缺，表暴為先，世有同志，願共商榷，茲為定一總名，曰營造算例。刊行之初，不加筆削，以存其真，歸納演繹，尚有所俟。最後之目的，如制為圖解，演作公式，期於印證官書，樹為圭臬，進一步之整理，願以異日，敢告讀者請發其凡。初次刊行，但以印刷代抄寫，志在保存本來面目，除別字減筆，加以更正外，餘悉暫仍其舊。其有眉批小注，一律以細字附於各條之下。”

　　1932年梁思成又重新校讀《營造算例》一次，將它分出章節，把顛倒的次序重新排列，字句稍有增減並加標點，使讀者于綱領條目易於辨別，以單行本出版。後來學社又收集到一些算例，其中最重要的有《牌樓算例》，經劉敦楨整理後在《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一期上發表。1934年梁思成撰寫、整理的《清式營造則例》出版，於是將《營造算例》加以再版，內容補入《牌樓算例》，作為《營造算例》的輔刊，與《清式營造則例》成為姐妹篇再版，至此各式算例已基本收齊。

　　從朱啟鈐開始收集算例，到梁思成、劉敦楨二人的整理，直至發表前後約十年。他們的努力，為我國建築文庫保存了一批珍貴的建築史料。

　　朱啟鈐因《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一書原有的附圖太少，不能說明問題，且圖紙既簡陋又不準確，因此聘請大木、琉璃、彩畫等匠師為“做法”補圖，總計畫了四百多幅，但這些匠師從未受過科學製圖的訓練，且對原文不理解或誤解，因而所繪的圖多不適用。於是法式組決定重新繪製，按書中說明的各式建築物，繪製平、立、剖面圖，務求對各建築物之做法，一一解釋準確精詳。這項工作由梁思成負責、邵力工〔3〕協助。當時因“九一八”事變，從瀋陽流亡到北平的東北大學建築系學生很多，梁思成設法給他們在學社找殘繪圖及測繪的工作，暫時維持生計，因此部分學生也參加了這項工作。但東北大學學生繪圖質量不理想，因此將繪圖工作暫停，由邵力工帶領他們去測繪故宮。《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圖紙遂由邵力工繪製，後因抗日戰爭爆發而停頓，沒有最後完成。

　　東北大學的這批學生不久就轉學他校，或另謀出路，其中有林宣、梁思敬、葉轅、王先澤、趙正之等人，只有趙正之留在學社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

　　梁思成經過對“清工部工程做法”及各種民間抄本的深入研究，於1932年完成《清式營造則例》一書，該書並非《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釋本，而是以《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及《營造算例》為藍本，從那裏邊“提臚”出來的，旨在從建築的角度對清代“官式”建築的做法和清式營造原則作一個初步的介紹。這是我國第一本以現代科學的觀點和方法總結中國古代建築構造做法的讀物。

　　莫宗江〔4〕回憶梁思成的工作時說：“梁先生的工作特點是計劃性極強，一個題目來了，他能很快地定出計畫，而且完全按計劃執行。寫《清式營造則例》時，他一邊研究《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一邊向老工匠學習，學的過程就把圖畫出來，只二十幾天就畫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業，讓我太吃驚了，他一輩子都是如此嚴格按計劃執行，工作效率非常高。”

　　文獻組其他同仁還做了不少古籍收集整理的工作，如《園冶》《梓人遺制》《工段營造錄》的整理出版，同時還編輯了《哲匠錄》《明代營造史料》《重修圓明園史料》等書。

註解：
[1]朱敔鈐(1872–1964)，字桂辛、桂莘，號蟆公，祖籍貴州開州（貴州開陽），中國北洋政府官員，愛國人士，著名古建築學家。
[2]劉敦楨（1897–1968），湖南人，著名建築學家、教育家，建築史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創辦我國第一所由中國人經營的建築師事務所。長期從事建築教育和建築歷史研究工作，是我國建築教育的創始人之一，又是中國建築歷史研究的開拓者。
[3]邵力工《1904–1991》，北京人，1925年畢業于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土木建築工程系函授班二年。1932年入營造學社任法式助理，1935年成為正式社員。
[4]莫宗江《1916–1999》，廣東新會人，著名建築歷史學家、國徽的主要設計者之一、清華大學建築工程系教授，他是著名古建大師梁思成的弟子和主要助手。莫宗江曾協助林徽因讓景泰藍工藝重獲新生。